编者按：本文转自秦朔朋友圈，作者鲁舒天，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这段时间，996的概念被商界大佬炒到了全民热议的高度，是舆论风波的偶然，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关于刘强东（一次）与马云（两次）的言论，针锋相对的观点看过不少，在此统一定义，或许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纷争：
所谓996，即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一周工作六天，最重要的，是拿着955的酬劳。
长期这种状态会给人造成什么后果，1999年的美国电影《上班一条虫》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上班一条虫》的主人公彼得的境况，放在不同年代的职场，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如洪晃所言的大多数人一样，彼得的人生中没有什么特殊的、非此不可的、务必坚持的志向，按照马云的归纳，他属于“即使你不996，你也不知道干嘛”的那类人。在豪气干云的“成功人士”看来，这类loser要么是彻底迷茫的废柴，要么是拼不起来的菜鸟，随便一句“你不付出超越别人的努力和时间，你怎么能够实现你想要的成功”都能把他们问趴下。
然而，“普通人”彼得并不想成功、并不想当将军，他只想享受一个劳动者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将军”蛊惑人心的时候总讲，“输了下海干活，赢了游艇嫩模”，可彼得既不想“下海干活”又不想“游艇嫩模”，他只想逃离小隔间与加班闹钟，把自己的生活理顺了，那他有这个权利吗？
大佬们绕开提问的套路驾轻就熟，反手就送彼得一句“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问题在于，有些人哪怕只会纸上谈兵，他也是个将军；有些人即便英勇善战，也不过是个随时领盒饭的士兵。
阿道夫·希特勒一战的时候是一名代理下士，他之所以改变了命运，不是因为想当将军，而是因为远离战场，转去做了政客。不管怎么看，“兄弟们，给我上”里的“兄弟”都比“混日子的人不是我的兄弟”里的“兄弟”还要凶险异常。
我承认“有的人25岁已经死了，75岁才埋葬”是很励志，可问题在于，有的人25岁如果死了，75岁已经死了足足50年。
作为职场的“隐形加班人口”，程序员彼得的一天从堵车开始，到被要求周末加班结束。除了在工作中动辄得咎的日常，他还须面对同事们有意无意、寸步不让的噪音干扰，以至在睡觉时，脑子里翻来覆去还是“法人账户可支付，我是妮娜”的机械化女声。
这也就足以解释，为什么彼得推开公司门把手的样子宛如是在摸电门，他对于工作的厌倦程度，恐怕只有形容中年男人的那句“要在车里抽完一支烟才能上楼”方可模拟。跟这样的员工谈996，他分分钟都想886。
按照资深媒体人李海鹏的归纳，让员工在工作中“高投入”至少具备以下条件：一，高回报；二，杰出的伙伴；三，高乐趣；四，有意义。这四个条件在彼得的现实中，不仅一条未中，还都背道而驰。
在李海鹏看来，钱的因素既必要又次要，只看钱的人一定是庸才——“当然庸才也有其权利”；比钱重要的是一起工作的同事，因为一个杰出的人是不能忍受和平庸者长期共事的——“HR部门多半理解不了这个”；比杰出的伙伴更重要的是工作的乐趣——“工作类型、成长速度、目标感、成就感，最后都要凝结为乐趣”；第四个因素，可能比前面的加起来都重要，但它也最罕见——“一个公司，奢谈天下，也真的改变天下，这是伟大的事业”。
世界上大部分的工作，恐怕都跟上述“有意义”挂不上钩，故而，重要的或许不是“成功要付出多少代价”，而是“不成功，又如何”？
在一个成熟、健康、文明的社会，人们应当充分意识到：不成功并不意味着失败，其中本应有中间状态，在这个中间状态里，寄存的是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安全感。然而，有人一直试图压缩这个中间状态，倡导成功学、炮制造梦神话、引发全民焦虑，最终造成的结果，郝云用一首《活着》全唱明白了。
面对这项看似无解的社会病，人们实际只须先解决一个问题——如何定义成功与成功人士？
一种成功叫做活成他人的期待，另一种成功则是活成自己的样子，截然相反的指导思想，必然指导出迥然相异的人生。最坏的情况，当然是一个人在“不能重来”的人生中按照他人的期待去活，却既没能做成他人，又完全迷失了自己。
彼得一开始的生活，压抑如《搏击俱乐部》里的杰克，直到有天他被朋友问到“有一百万会做什么”的哲学命题，突然如梦初醒。彼得告诉朋友，如果他真成了百万富翁，那就整天坐着，什么都不做。朋友直勾勾地看着他，“如果你的要求就是这样，根本用不着有一百万”。
《上班一条虫》是20年前的商业片，但20年后某公司要“清理”的三类人，却都在其中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果然太阳底下无新事。
乔安娜属于“不能拼搏的人”，作为餐厅服务员的她之所以被领班认为“不能拼搏”，是因为餐厅的特色之一是往员工的工作服上挂奇形怪状的标志。乔安娜按照规定挂了15个，在领班看来，和挂37个的“兄弟”相比，乔安娜仅仅是满足了最低要求，丝毫不能体现主观能动性，差评！
斯麦考斯基和弥尔顿属于“不能干的人”，在公司新聘的“效率专家”看来，马克思100年前的那段总结性发言总结得一点毛病没有——“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萨米尔和迈克属于“性价比低的人”，虽然他们是公司最好的程序员，但比起毕业生，他们不是最省的。就像彼得在酒吧里安慰迈克时说的那样：“过去五年来，你总是拼命工作，希望得到提升、分红什么的，你的黄金岁月在五年中逝过，而等你明天上班，他们就会把你扔到街上。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老板的股票会上升四分之一个点。”
罗素曾在《闲暇颂》中讲过——“勤奋成为一种好的品质，是权力阶层为普罗大众制造的枷锁”，套上枷锁的人要去的地方，注定不是囚牢就是刑场。
从事机械、枯燥、乏味工作的彼得在想清楚这一点后，一反常态地彻底放飞了自我，面对魔鬼式的盘问，彼得直言公司“奖赏机制不明”“组织架构混乱”“晋升渠道固化”等现状，并道出一句“不被解雇是唯一能让人努力工作的动力”。
彼得直指管理层痛处的意见，不仅没有触怒领导，反而让“效率专家”觉得他是管理人才。升职加薪并没令主人公感到快意，他听闻萨米尔和迈克即将被清理的消息后，已经明智地预见到自己未来的下场——一个能将强制996的职员都赶走的公司，没什么做不出来的。
关于这部探讨“公司是怎么失掉人心”的商业电影，后面的精彩环节我就不多剧透了，有意的人可以自己去看。
还是谈谈最近的发言。
在马云发表的状态里，有不少肺腑之言，也有“换概念”、“弄双标”及“将偏见当成直见”的部分。
马云强调，一个人把工作当事业，那就不止是996，吃饭睡觉恨不得都耗在上面，这是大实话——有些工作如果只被当成工作，其实是根本做不好的。但问题在于，996与福报之间存在必然的等式吗？在马云潜台词里是存在的，但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很多职业，就算12127也不可能让存身其中的人获得想要的生活；很多劳动者，即便996最终也可能因为各种突如其来的原因被“淘汰”掉，这才是现有模式的常态。
马云和刘强东们如果996，福报自然接踵而至，但是“薛定谔的兄弟”去996，他们就不难发现996换来的还是996，一切是因为他们不努力、不聪明吗，还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选择？
中国香港有一档电视节目，让精英富豪去体验最底层的生活。最开始，精英们一致认为，一个人只要有能力，就永远不会待在最底层！但在体验几天后，他们发现，自己所有精力都浪费在一日三餐上，白天出行成本无力承受，晚上住在笼屋里挣扎求生。到节目的最后，他们不再提能力和斗志，他们真正地意识到，最底层的人完全没有盼望——每天想的只是下一顿吃什么，根本没有心力去计划未来，工资不够生计，更别提其他发展。他们用尽全力，也只是活成一个普通人。
原本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服装集团主席田北辰在经历了真实的清洁工生涯后，面对镜头如是说：
“整个经济结构，令没有学识或低技术人士过着非人生活，或是住板间房，或是做三更，这是缺乏人性的，不合常理。我觉得很奇怪，这个社会是极严厉地惩罚读不成书的人，我们经常追求金融，知识型经济，但是这班人怎么办？他们不是做一些无谓的事情，他们其实很有水平，我感觉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只有弱者越弱、越来越惨。即是在某一个阶层以下的人，政府真的要做一点工夫，要倾斜，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
我能理解为996辩护的童大焕和李方所持的立场，很多工作时长是比996更紧锣密鼓，因为“高精尖”的事业停一下就跟不上了，他们讲的道理非常对，只是过于忽略了一点——导演再苦再累，及至电影获奖，上台领奖的是他；剧组工作人员如果猝死，就只会化成一个打着方框的名字，且不说很多观众压根没有看片尾字幕的习惯，就算看到了也不会知道方框里是谁。
在“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现实面前，只站在“封侯功成”角度的发言者，无疑是不善良的。说他们忽略了公众道德伦理，这不是道德批判，而是道德本身。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扶持“场工”去当“导演”，而是“导演”应当充分认识到分工合作背后要履行的“共赢”承诺，现在的问题在于，“导演”拿奖拿到手软，就愈发觉得“场工”没有价值。
“场工”如果说，那我不“拍电影”了，“导演”就立马回上一句，你不“拍电影”就没有价值。
是这样吗？
对于一个人来说，生产有价值，分享、体验和创造同样有价值。认为生产是全部意义的，是蠢；宣扬生产是全部意义的，是坏。
至于说什么才真正称得上是善良而正确的发言，还要看东京大学特聘教授上野千鹤子在2019年东京大学入学典礼上说过的那段话：
“世界上有即使努力了也无法得到回报的人、有想要努力却无法努力的人、有因为过于努力而身心崩溃的人，也有在努力之前先被浇一盆冷水的人——‘你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到’、‘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到’。
“请不要把你们的努力只用于自己的输赢，不要把你们获得的得天独厚的环境与能力，用来贬低那些没有你们那么幸运的人，而是要用来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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