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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ID： urban_evolution），作者程晓玲，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城市孕育了大学，大学也在反哺城市。充满前景的城市，能为大学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和施展空间；反过来，大学往往是人才、知识和资源聚集地，对城市发展至关重要。
近年来，不少高校争相从地级市迁入省会城市，形成一股风潮。与此同时，另一些高校却反其道而行之，从原本所在的省会城市、直辖市主城区等搬迁、扩建，向周边城市、郊区新城转移。
比如，中山大学去深圳、南京大学去苏州、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去绍兴、郑州大学去洛阳、四川大学去眉山，太原理工大学去晋中，武汉知名高校集体“出走”，还有北京多所高校向郊区、雄安疏解……
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从经济发达、资源汇聚的中心城市向周边下沉、扩散，背后有何考量？
转移
眼下，正有越来越多原本坐落于省会城市的高校，选择扩建甚至整体搬迁撤离至周边地区。
推动高校向周边地区转移，北京是较早开始行动的城市之一。
早在2016年，《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6—2020年）》就提出，北京将疏解部分高等教育功能，“十三五”期间将不再扩大高等教育办学规模，不再新设立或新升格普通高等学校，高等教育学校不再新增占地面积；支持在京中央高校和市属高校通过整体搬迁、办分校、联合办学等多种方式向郊区或河北、天津转移疏解。
今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的《“十四五”时期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支持一批在京中央高校疏解转移到雄安新区”；“在京五环内的中央高校，原则上仅支持已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的续建项目或不增加建设规模的内涵建设项目”。
在此背景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等在内的诸多在京高校，陆续启动新校区规划建设，加快从主城区外迁的步伐。
此外，今年2月，北京市发改委、市经信局等部门召开发布会时还透露，北京将坚定不移疏解部分教育功能，完成北京电影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新校区建设，并推动首都医科大学、首都体育学院新校区规划建设；同时，推进沙河、良乡高教园区向大学城转化，建设科教融合新城，加快推进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校区和中央民族大学丰台校区建设。
另一个正加快步伐的城市，是武汉。
2020年湖北省政府工作报告曾明确提出：“ 鼓励在汉高校与武汉周边县市合作办学、建设产业研究院。”政策引导下，越来越多武汉高校将校区建设向周边城市、甚至县域延伸扩散。
比如，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相继到襄阳建新校区；华中师范大学向鄂州“扩张”，中国地质大学未来城校区也坐落于汉鄂交界处；武汉体育学院则选址仙桃建设新校区……
据公开报道，随着武汉高校向武汉城市圈拓展加速，鄂州、黄冈、黄石、咸宁、孝感等地纷纷吸纳武汉高校进驻，采用“一校两区”办学新模式。原本武汉城市圈中8个城市只有6所本科院校、8所高职院校，如今短时间内高校数量已实现翻番。
差距
其实，高校搬迁或扩建，目的无非两点——学校自身发展或城市建设需要。而促使其从原本所在的城市向外搬迁转移的根源，与高教资源的结构性与区域性不均衡问题有关。
城叔梳理全国各地普通高等学校分布情况发现，全国31个直辖市、省会城市拥有普通高校共1447所，占比超过全国普通高校总数（2740所）一半。
其中，大多数省会城市普通高校数量均超过所在省份半数以上。
即便是济南、石家庄、南京等普通高校数量占全省比重较少的省会城市，也达到近三成左右。而武汉、哈尔滨、西安、兰州等占比较高的省会城市，则拥有全省六成以上的普通高校数量。
在23个GDP万亿城市中，普通高校数量排名靠后的8座城市，则无一例外都是非省会城市，数量不及对应省会城市一半。
例如，在高校数量最多的江苏，省会南京作为京沪以外的“中国高教第三城”，高校数量达到51所，省内其他城市如苏州、无锡、南通则分别只有25、13、9所；在广东，广州拥有82所高校，高居全国城市第三，省内的深圳、佛山则分别只有8所、6所。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曾分析指出，过去30多年，连续几个“工程”促进了我国少数高校快速发展，但同时也造成国内高校两极分化的发展现状，如今教育领域结构性失衡和区域性不均衡问题越来越严重。
“ 与西方发达国家高校分布不同，我国北上广等大城市几乎囊括了全国最优质的高校资源。名校高度集中于京沪几个大都市，其余省市名校数量屈指可数，呈‘金字塔’式分布。另一方面，教育和人才‘虹吸现象’严重，导致无序的争抢人才‘大战’。尤其在欠发达地区，高校人才‘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现象频频出现。”
出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高校资源集聚的省会城市交通拥堵、空间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已无法满足众多高校进一步扩建发展的需求。
另一方面，无论从高校建设成本、办学空间等硬条件，还是推动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的战略考量来看，省会城市周边地区都有条件且有必要承接其高教资源的溢出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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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北京的一些中央高校，校园空间已经很显逼仄——北京语言大学占地面积仅33万多平方米，约500亩；北京林业大学总占地面积13176亩，但实验林场就占据12480亩，校本部只有696亩。随着政策对北京高校办学规模进一步收紧，学校要想在原址上扩建几乎不可能。
“武汉高校向城市圈拓展，其实也是在竞争中向城市圈释放压力，在城市圈中积累实力后也可以反哺武汉校区，这是积极的一面。”在中国地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柯佑祥看来，武汉土地价格较高，办学成本也高，对高校而言，向城市圈拓展可以降低办学成本，改善办学条件，也能密切高校与社会的发展关系，甚至可以成为城市圈中某个城市的文化教育地标。
换言之，省会高校外迁，其实是城市与高校之间的双赢选择。
“一所大学与一座城市之间的影响是互相的、是历史性的，太原理工大学将主体迁至晋中，是学校和晋中双方发展的大事。”太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郑强曾如是表示。
截至今年4月，太原理工大学办学主体已全部进驻晋中。根据双方合作协议，晋中市将把太原理工大学晋中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纳入全市“十四五”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并连续十年每年筹集不少于一亿元资金，用于双方合作项目。
城市是大学成长的后盾，大学是城市发展的引擎。
坐落在剑桥镇的剑桥大学、伊萨卡小城（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汉诺威小镇（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茅斯学院……诸多世界名校的案例足以说明，城市能否培育名校、高校如何反哺城市，无关城市大小，而在于双方共同努力达成的融合共生、相互成就。
吸引省会高校落户之后，摆在这些非省会城市面前的，将是如何以齐全的设施配套、宜居宜业环境真正留住学校和师生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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